正如张雪峰老师去世时，有人提出跑步的风险，健身需谨慎；当刘欢老师离世时，争论也随之而起，饮酒的危害被不断强调。若说跑步的风险不足以引起我强烈的反驳，那么关于饮酒的讨论，我必须发表我的看法。曾有一所医学院在墙壁上挂着一句警示：“人生的最初五分钟是危险的。”而有一位学生补充道：“最后五分钟也是。”这句幽默的补充总结了人生的始末，换句话说，活着本身就是一场致命的冒险。

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这一经典名言出自司马迁之口，我一直渴望与他辩论。在这个辨析当中，确实存在对泰山与鸿毛的不同看法，但即使我写出八部《史记》，也无法忍受沦为公公——我们这个时代的锡主编、教授层出不穷，已让人窒息。

《史记》被称为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，司马迁被视为古代的典范，他确实延续了往圣的学识。然而，如果要确实承继前人的智慧，首先应是为了自身利益，而非为他人。诸如董宇辉这样的人，常常将“为往圣继绝学”挂在嘴边。幸好董先生出身贫寒，若是运气逆天生为富二代，恐怕他会变得更加嚣张，岂不更添祸害？ 谈球吧

司马迁所称的“往圣”便指屈原，虽然他在绝望中自沉，但这并非出自自身的选择，而是为了楚王牺牲自我。纵使他的话语优美动人，实践却显得愚蠢。那么，怎样才算是真正为自己而死呢？比如，当汉武帝下令处决司马迁时，他如果勇敢站起，掐住皇上的脖子，纵使无法致其于死，也要让这位“大帝”留下丑陋的记号——一个没有鼻子的皇上才算是留名青史。尽管这将使他被剁成肉酱，却能避免被当作公公苟活于世。更何况，若有几个这样的勇士以身试法，皇帝在实施惩罚时自会多考虑一番，再也不会轻易施令。这便是“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在迅哥的《铸剑》中，有类似于咬皇上鼻子的情节，那段历史中，仅此一例让我倍感痛快且合乎逻辑：活着就该为自己而活，死去也该为自己而死；如果活不出痛快，倒不如死得痛快。

这一戏剧化的案例在历史中并不鲜见，诸如被司马昭处决的嵇康。嵇康因“言论放荡”被判刑（并非因行为不检），但他被杀的根本原因是他在当时社会中的漠然——在晋代，“躺平”是重罪。被杀时，嵇康未曾辩解，仅是暗示：“我死后，《广陵散》可就要失传了！”然而，皇帝与监察机构只关心行刑的程序，而对于文艺的保护毫不在意。这样下来，便造成了一个“程序化”的悲剧：头颅被砍，文化也伴随消亡，最终失传，再通过抢救和挖掘回归人们视野。而砍头的过程简单明了：一是用头来叩击，二是用来处决。那些不肯叩首的，理应被砍。此外，叩头若停滞，也将同样受到处罚。皇帝从未担心砍头的数量，因为几千年来，不肯叩首者少之又少，连叩头慢的都难寻。大家都在卷，叩头速度不断刷新。 谈球吧

因此，嵇康成为一个反面教材，让皇帝更加心安理得。事实证明，嵇康之后，寻求为自己而死、死得痛快的人愈加难觅。于是，司马昭对于后世的皇帝们感到无奈——他们只愿享受“即砍即乐”的过程，而后人则更倾向于选择迎合，宁愿将头放软再被砍，一种谦卑让他们相信这能带来更久的安宁。

尽管嵇康死得痛快，他仍在临终前给儿子嵇绍托付于山巨源，意在促使儿子向上进取，延续下去的希望，然而他未曾想到，儿子也是不得善终。这便说明，在晋代，儿子成了弱点。山巨源对嵇绍的悉心把护，我深信不疑，因为这位儿子在要求上进的过程中，展现出鹤立鸡群的姿态，其后还死于替皇帝挡箭的英雄壮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位杀了嵇康的皇帝的后代，对感情颇为重视，当有人提及擦去他身上小嵇的血时，他却说：“这是小嵇的血，别擦了——换件衣服就好。”

多年后，刘欢老师唱的“金色盾牌热血铸就”在晋代早已埋下了伏笔。嵇康对山巨源的托付，或许是渴望儿子能更加进取，活得长久，然而结果却是儿子像他一样死得愚蠢。另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阮籍，一生逃避进取，唯靠饮酒来躲避，仅止于此，最终也未能逃过厄运，在被醉酒从地上拽起后，他在极度不安之中写下《受郑冲等同志委托关于强烈呼吁司马昭同志接受封号的建议书》。完成后继续沉醉，几个月后便与世长辞。他的死法可谓不痛快，众人称其因酒而亡，而我认为，实则是憋屈而死。与今天我被要求提交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似，这样的自我压迫可想而知。 谈球吧

因此，可见要死得痛快，这事并非易事。我所提到的咬皇帝鼻子的题材，自嵇康之后，连演都鲜有人上演，编剧更是凤求凰，几乎无人能构思。自屈原到司马迁，再到山涛、阮籍、嵇绍，都是遵循着这个固有的剧本：或死得无知，或活得悲惨。

不难看出，这种固有剧本的威力无比强大，它不仅能轻易收割人命，连牛马也难逃其法。对待牛马的程序更复杂，先是阉割后，还要在它们面前将那份虚荣的自信打碎，令它们坠入无助的深渊。反对进取的作家王小波称这种行为为“锤”，他认为人生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，然而王小波自己并未逃脱这种命运。